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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运之星”受多家境外组织资助煽动工人

来源:网络整理 发布:admin 阅读: 发布时间:2016-09-27
摘要:原标题:(法制)起底“工运之星”——曾飞洋等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犯罪案件透视(一)“我对我的犯罪行为给企业、给社会、给工人带来的损失表示道歉,对给家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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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飞洋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一审宣判:三被告当庭认罪悔罪  不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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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法制)起底“工运之星”——曾飞洋等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犯罪案件透视(一)

  “我对我的犯罪行为给企业、给社会、给工人带来的损失表示道歉,对给家人带来的巨大伤害表示深深的愧疚。也希望大家以我为戒,不要再上某些境外组织的当,对自己的权益必须通过合法方式和渠道去维护。”9月26日,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第二法庭内,被告人曾飞洋当庭鞠躬,深深忏悔。

  当日,曾飞洋、汤欢兴、朱小梅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一审公开开庭审理。法庭当庭宣判,3名被告人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并因有悔罪表现和法定从轻情节,均宣告缓刑。3人当庭认罪,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曾几何时,身为“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主任的曾飞洋,以“工运之星”的“美誉”名噪一时,还获评“年度公益人物”。如今,随着法槌落定,曾飞洋的真实面目以及其背后的某些境外组织企图对中国实施渗透破坏、实现不可告人目的的种种阴谋,也随之浮出水面。

  台前“领袖”台后“马前卒”

  站在被告席上的曾飞洋,神情黯淡、满面愧疚,已不复曾经媒体镜头前的神采飞扬。在他的供述中,将自己称为“某些境外组织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的马前卒”。

  办案人员的调查揭开了这个“工运领袖”不为人知的一面:曾飞洋,真名曾庆辉,1974年出生,广东南雄人,在广州读中专时被学校开除;回到原籍后,以自己的城市户口为交换,换取一名叫曾飞洋的同乡的学籍再次参加高考,此后一直冒用曾飞洋的姓名。在南雄市司法局工作期间,他因违法行为被行政拘留15天,不得不辞职。

  2001年,曾飞洋成为“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负责人。“我是学法律的,参与成立‘服务部’,为一些打工者提供了法律帮助。后来,我接受了一些敌视中国的境外组织的培训和资助,按照他们的要求煽动组织工人以极端方式维权,把事情闹大,制造影响。”曾飞洋在法庭上说。

  该“服务部”号称“国内第一个劳工NGO”,在国内活跃10多年之久,2007年被工商部门注销登记后,曾飞洋仍然以“服务部”名义组织“劳工维权”行动。作为“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屡屡见诸于境内外媒体报道中,还应邀赴国外演讲、考察、交流,受到热烈追捧。

  被告人、“服务部”工作人员汤欢兴应曾飞洋之邀,于2014年加入“服务部”。身处其中,汤欢兴却发现“服务部”的另一面:名义上是独立机构,却定期向一些境外组织汇报日常工作,境外组织也派人员来参与管理以及一些维权活动的具体策划。按照曾飞洋的说法,“服务部”的经费来源就是境外组织的资助。

  在曾飞洋控制下的“服务部”,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大多被冠以“合作项目”的名义。在被告人、“服务部”工作人员朱小梅看来,这些项目的真实目的“不那么简单”。

  “‘工会领袖研习班’这个项目是2015年8月提出的,由曾飞洋和我负责,培训对象是以往维权事件中表现积极的工人代表,都是曾飞洋选定人员,再通知他们来参加。”朱小梅供述,“工会领袖研习班”的教材由曾飞洋提供,主要内容是西方工会的由来、工人停工案例、组建改选工会等。

  “曾飞洋批评我说,我讲课思想层次不够高,认识不够高,都是照本宣科,备课工作没有做到位,要多思考多积累。”朱小梅供述。

  为了让朱小梅“多积累”“备好课”,曾飞洋曾派她赴印尼、香港等地接受境外组织培训,了解境外组织下一步给“服务部”的任务,然后回来落实。

  证据显示,曾飞洋与一些境外组织和外国驻华使领馆长期保持密切联系,多次出境接受培训,回国后以组织中国“劳工运动”并向境外报告情况作为条件,换取境外资金支持。

  从2010年起,某境外组织每年向“服务部”提供70余万元经费。按照要求,曾飞洋定期提交项目进展报告、财务审计报告等。该组织有时候还从幕后走到前台,派人员入境参与“服务部”活动,并在工人停工谈判现场作出具体“指导”。

  曾飞洋还供述,境外组织的督导人员曾通过暂扣项目经费的方式施加影响,“保证我与‘服务部’完全按项目要求及他们的意见行事”。

  以“维权”为筹码博名牟利

  “‘服务部’介入诸多劳资纠纷事件,表面目的是替工人维权,但实际目的是扩大服务部的名气及影响力,特别是在境外的影响力。”汤欢兴供述,“产生的影响越广泛,‘服务部’受到的关注越多,曾飞洋的名声和地位越高,接下来向境外申请资金就越有利。”

  曾飞洋曾声称:“我们有任何建议都是给工人代表参考,决定权都在工人。”

  然而,“服务部”组织的维权行动从始至终,曾飞洋都要通过各种手段把控主导。

  曾飞洋还声称:“我们服务部介入劳资纠纷的立场是一贯的,都是站在工人角度上介入,是为了给工人争取合法权益。服务部的角色是协助者、支持者,不派谈判顾问,不到现场。”

  然而,在维权事件中,“服务部”工作人员孟晗(另案处理)奉曾飞洋之命操控选举工人代表,在停工现场指挥,不断怂恿煽动、将气氛引向狂热,毫不顾忌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曾飞洋的供述解释了他的口是心非:“我被一些境外组织鼓吹的某些理论蒙蔽、迷惑和洗脑了,也被名与利所左右。自开展劳工维权以来,我渐渐有了一些知名度。可是我对名的追求没能停止,还继续渴望在劳工NGO领域扮演元老前辈角色,享受被同行尊敬的感觉。”

  除了博名,劳工维权也是曾飞洋的生财之道。2002年起,曾飞洋以“服务部”的名义接受多个境外组织、外国驻华使领馆的经费支持,总额超过500万元人民币。其中大部分经费被他中饱私囊。

  汤欢兴供述称,境外组织到底资助了多少钱,这些钱花到哪里去了,他和“服务部”其他人并不清楚,“服务部”账目也从未向社会公开过。

  办案人员查明,有的境外组织先把钱打到曾飞洋在香港的公司账户上,曾飞洋再通过地下钱庄等通道,将钱转到自己的境内个人账户。有的境外组织将资金兑换人民币后,由曾飞洋到香港带现金回来,或者转账给其个人账户。曾飞洋通过第三方平台支付等方式,将大量境外资金据为己有,不仅给自己买了汽车,而且购置2套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房产,其中一套放在妻弟名下,再租给“服务部”,套取更多资金。据曾在“服务部”担任财务人员的蔡某举报,曾飞洋购买牙膏、牙刷、洗发水等个人用品的小票,以及一些没有实际发生的费用,都拿回“服务部”报销。

  对外,曾飞洋却标榜自己“身为公益人士不求财,月工资只有几千元”,并以此要求“服务部”其他人员。

责任编辑:多维新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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